今年是人大统计系成立65周年，作为统计系的一个老教员，谈一下我系发展的历程。 我是1956年以调干的身份考入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从入学算起，迄今已有61年了，期间因文革人大停办，我也离开人大6年，扣除这六年，在人大也有五十多年，超过了半个世纪。事实上系里还有一些老师比我在人大的时间更长，但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参加。关于统计系的历史，这次发的材料里已经有了，我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谈谈对系里过去情况的了解。
一、统计系的师资力量。
要办好一个学校或一个系，好的领导和强的师资力量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人大统计系建系的初期，师资的力量是比较强的。当时的老师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部分是建系时的一批老干部和自已培养的一批骨干教师。系主任铁华是来自延安的三八式老干部，建校初期各系的领导如经济系的宋涛，哲学系的张腾宵等都是三八式干部，还有王丽媞也是从小参加革命，听她说在自然科学院曾和李鹏和叶选平等都是同学，今年最近刚去世，今年春节还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她的视频，当问她有什么困难时，她还说，现在离休不工作了，国家还给她这么多钱，用不了，想捐给居委会，没有名目，居委会也不能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同志，系里还有一些领导是地下党的同志，如郑尧、祁鹿鸣、雷烽等。骨干教员大部分是一批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由华北大学转来，直接听苏联专家讲课，然后再教给学生。比如有戈泊、唐垠，于涛，刘铮，江昭等，为了满足当时师资的需要，人大办了研究班，培养一批统计教员分到全国各高校，也有部分留在本校，如尹德光，袁寿庄等。
第二部分是院系调整，从别的学校转过来的，如李景汉，解放前就很有名的社会学家，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在定县进行调查，比费孝通还早。但是由于当时学习苏联，没有得到重用，后来1957年又划成右派。倒是复校以后，学校建立社会学系，称赞是他们系的先驱者。代世光，上世纪三十年代从美国回来，在西南联大任教，在国外学习统计，尤其擅长国情普查，但解放后也只能转学苏联统计，改教经济统计。杨学通，是从南开大学转来，听说原来在搞南开指数（即生活费指数）比较有名，但解放后也未重用，还有年轻一些解放前大学转来的有林富德，徐云芳（清华），周复恭（北大）林茂美(燕京)等，虽然他们学过旧统计，也只能重新学习苏联的统计。 第三部分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有邬沧萍，他在国外学MBA,国内也用不上，回来后参加了商业统计的教学工作，陈余年，他在国外学习数理统计，他爱人原来在联合国做译员，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跟他一起回国。由于数理统计当时在国内受到批判，所以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但他带回了国外比较好的学习气氛，在他家组织了一个数学沙龙，讨论数学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记得参加的人有数学教研室的萨师暄，我系江昭，查瑞传，我，计划方面有周叔俊，余广华等。他后来也培养了几个研究生，如国家统计局的邵宗明，社科院的贺菊煌。 说明人大统计系师资力量强的另一个侧面是在人大复校以后，统计教师大量输出，并做出了成绩，如刘铮，查瑞传，邬沧萍，杨学通，林富德等人是人口所得创始人和骨干，陈余年和江昭和萨师暄一起是我校信息系的创始人。另外还有比较年轻的邱维纲，汪有云等去了政府部门当司长。
二、统计系机构的变迁。
统计系与计划系的分分合合有多次，具体也记不清了，统计系的内部的教研室则由细到粗。苏联的统计分得较细，记得分工如下：工业统计（刘铮，戈泊，王文声，刘友津，刘树声等）农业统计（马宝贵，尹德光，张敏如等）商业统计（刘新，崔世爽，杨锡芝，韩家骏，邬沧萍等）统计原理（铁华，郑尧，江昭，林茂美，林富德，周复恭等）经济统计（于涛，袁寿庄，代世光，贾侃等），后来工业、农业和商业合并成部门统计教研室；原理和经济统计合并成统计理论教研室，当时强调调查研究，有一个调查研究室，有唐垠，于祖尧，赵国虎，叶善蓬和李景汉等人组成。复校以后增加了一个统计研究室，主要是与世界接轨，开设了世界经济统计，数理统计在社会中的应用和世界统计学史。
三、过去人大统计系在全国统计专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开始是学习苏联，人大好比是工作母机，人大培养的人才分布全国各高等院校，人大的教材也在全国使用，由于人大的特殊位置，与国家统计局联系比较紧密，如国家统计局的全国统计会议，高校中只有人大参加。人大的一举一动受到其他院校的关注，人大的学生大部分配到统计系统，并且成为领导，很多省市的统计局长是人大的毕业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我校的代世光老师首先提出了统计学只有一门数理统计学，他认为科学应该是没有国界的，苏联的统计学实际是统计工作的实务，由此引发了全国一门统计学还是二门统计学的大讨论。推动了统计学与国际接轨。以后袁卫同志又提出大统计的概念，使统计学成为一级学科。
我校的统计教学改革中，较早地实现与国际接轨，复校以后成立了统计研究室，在各高校中最早开设了世界经济统计和数理统计在社会中应用的课程。以后又陆续开设了抽样调查，应用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和多元统计等课程。走在各高校的前列。
四、我校在统计学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走了一些弯路。
我国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统计的发展也走过一段弯路。例如1958年的教学改革中，记得当时苏联对统计学的定义是“在质和量的密切联系中研究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本来苏联把统计学说成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说法是比较左的，但我们还嫌不够，当时最热门的的讨论是统计学的对象，有人进一步强调统计学的阶级性和党性，认为统计学的对象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才能体现其党性，这一派称作规律派；有人提出研究规律不能与哲学和经济学这些研究规律的学科区分，因此他们提出了统计学是研究规律的具体表现的，因此这派就称作规律的具体表现派；当时代世光老师主张统计学是研究方法的，因此是方法派，由于方法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样的提法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当时要求不同的三派写出具体的样本章节来，记得当时为了强调统计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党提出什么口号，就有什么样的统计，如当时提出了人民公社的穷队要赶富队，就有穷队赶富队的调查统计，统计学的最后一章是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的调查统计，记得当时还把它打成油印稿，不知是否还有留存，今天看来可以作为笑谈。我谈这段经历是想告诉年轻的同志，我国的统计学发展到今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的。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建系65周年发言提纲